第115节（1/4）
亲信到东京请胡瑛回国。胡瑛在日本也没有混出个名堂来，便回到北京再领新疆青海屯垦使虚衔。胡瑛回京时，杨度专门派人去迎接他。他们之间断了多年的友谊又续上了。
胡瑛尚不到三十岁，对这种身居高位而无实权的处境颇不满意，仍然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孙毓筠虽年过四十，但他平生抱负极大，也不甘于此时名曰风光而实为寂寞的高级幕僚生涯。胡瑛和孙毓筠两人相同之处很多。除同为不满现状极思作为这点外，他们都是革命党元老，都为革命吃过苦，坐过牢，辛亥革命后都做过一省都督，又都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二次革命。这些共同点使得孙胡二人成为新时期的知交。
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，有许多共同的认识。他们都认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把满人推翻了，但没有满人皇帝的这几年，中国并没有进步。革命党不能控制全国局面，被视为最有力量的袁世凯也不能控制全国局面。革命成功后，革命党内部分裂，党人争权夺利，曾使他们十分失望。而袁世凯当大总统的这几年，政治上的混乱，各省将军、巡按使的跋扈坐大，一点也不亚于满人当权的年代。革命前所盼望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、国家的安定富强，不是越来越近，而是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了。
冷寂的政治处境，再加上对国家的担忧，使这两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心境颇为苍凉。他们都看出了眼下这个大一统局面的维持，全靠的是袁世凯个人的威望和他的铁腕，倘若袁世凯一旦死去，国家便会立刻陷于群龙无首互不买账的分裂之中。热心国事，喜当天下大任的禀赋促使他们常常思考一个问题：如何才能防患于未然，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
前天，他们都得到了一本印装考究的小册子，这就是杨度所写的君宪救国论。他们认真地读完之后，都觉得杨度此时重提君宪救国旧话，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
近年来已成为宪政专家的孙毓筠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关键，在于尽快建立完善的宪政制度，并且切实地遵循宪政制度办事。至于这个国家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，并不是关键。也就是说政体才是一个国家的实质，而国体只是外在的形式。选择哪种形式作为国体，则要依据这个国家的国情而定。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制，老百姓习惯于在真命天子的神圣光环照耀下过日子。这种国情与日本最为相似，故中国最宜学日本的天皇制。共和以来的各种混乱，恰恰证明失去神圣天子后百姓心态的不平衡。
孙毓筠的这个观点得到胡瑛的赞同。两位革命家一致认为，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对的，没有错，因为这场革命把满人推翻了。满人不能再做汉人的皇帝，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。如果还是由满人做皇帝领导宪政，这个宪政是不能建立的，因为人民在情绪上不能接受。要实行君宪制，这个君王也只能由汉人来做。
昨天，由袁世凯亲题“旷代逸才”的匾额颁赐到杨府的消息传开后，长期活跃在政坛的两个朋友已看得非常明白了：杨度的这篇大作是奉袁世凯之命而写的，所谓的君宪救国，其实就是由袁世凯做皇帝来救国。
既然中国宜实行君宪制，既然这个君王只能由汉人来做，那么环顾当今天下，除开袁世凯，还有谁够资格充当这个角色呢他们决定在事情尚未完全明朗的时候，便去表示自己的支持态度。他们相信，凭着自己革命元戎的身份，既可以使恢复君宪这个设想得到大多数曾拥护革命的人的理解，又可以在君宪制建立后取得新朝的重要位置，改变眼前冷落的政治处境，而在自己取得高位实权后，又势必能为宪政的建立做出重大的贡献。于国于民子己都有利的事，为什么不干
杨度正思量着如何报答袁大总统的破格褒奖，并尽快地把袁氏王朝筹建起来的时候，得到这两位资格又老功勋又大的革命家的支持，他心里该有多么的高兴。他突然想到，应该赶快建起一个机构
“就叫做筹安会吧，取为国家的安定筹谋画策之义。”孙毓筠兴奋地说。
“行，这个名字好”杨度立即赞同。
胡瑛也表示同意。
杨度思考片刻后又说：“这个会仍按我过去倡办的国事共济会、共和促进会的形式来办，即进行学术性的讨论，号召全国关心国事的人来探讨究竟是民宪好还是君宪好。我们当然是主张君宪的，但也要容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。”
胡瑛说：“既然是学术讨论会，那还得请一两个有名望的学者来参加。”
“经武说的有道理。”杨度点头，又问孙毓筠，“少侯，你说呢”
孙毓筠说：“应该，应该。”
胡瑛说：“当今最有名望的学者，首推严幾道先生，而且他多次说过中国不宜共和的话。”
“严先生如能参加，自然会给筹安会大为增色。”孙毓筠说，“还有一个人，此人名叫刘师培。如果他也能参加，那筹安会的学术味会更浓。”
刘师培虽只有三十一二岁，却是一个声名久播的人物。刘师培字申叔，号左盦，江苏仪征人，从他曾祖父那代开始世代治春秋左传，又研究训话音韵。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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